我叫姚学元，现年71岁，住湖北省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四组，被辞退的民办教师。

7月15日晚上11点左右，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我家门前，共有4人，又要对我24小时监控了。

16日上午8点，刚出门遇到监控我的负责人武水成给他们买早餐回来，对我说“接市领导指示，又要对你24小时监控了”。我骑着车子就走，监控人员李某说等一等，我没理睬。随后，武水成、武某也跟着我到市政府寸步不离。

17号我又上市委，情形亦然。

18日，心情特堵，约一点钟，我脱离他们的视线，到朋友处散心。21日下午7：30分回家，此时已人去车空了。现在，这种监控仍在继续。

中央三令五申要畅通上访渠道，温家宝总理说：假若你在地方见不到光明，请你到北京来，中南海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一些地方权贵们一谈到社会不稳定因素，就剑指失地农民，上访者和维权人士，究竟谁是制造不稳定因素的罪魁祸首？这类人很少讲“执政为民”。

现在我要问的是：这些衙门里庸官们，为什么对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如此漠视、侮辱？对一个公民的住宅24小时监控，行动跟踪、电话监听，这是谁给他们的权力？有没有法律依据？贪官酷吏们脑髓里如此匮缺法治与人权的观念，说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在物质文明，而不是制度文明和法制文明。

也许我们还需要另一个30年，希望到那时衙门里的庸官们不再以国情为由，习惯性地破坏法治和侵犯人权。让全体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安全，有人格尊严。他们为了做官、升官而藐视、践踏法律、虐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就是没有人性的，道德泯灭的共产党的败类，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做人？做官？他们把历史上的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

在这个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没有丝毫规则的、混沌的社会里，人人没有尊严。草根们在衙门人面前没有尊严；小官僚在大官僚面前是条巴儿狗，商人和企业家在衙门人面前要装孙子……从古自今，中国只有一个人有尊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指出，一旦出现各种社会重大管理问题，“一些政府、行政部门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公民，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而在其他国家，一旦社会管理出现问题，矛头往往指向权力，而不是权利”。这说明执政党对社会管理的向度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我的遭遇正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民工，深圳为保大运安全，从2011年1月1日起开展的深圳驱逐“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和4月27日深圳住建局发出的“迎大运会严禁农民工非正常讨薪”的通知发出，中国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时评，直指行政权力的“错位”“很可怕”！曝露出一些行政部门严重忽视自身社会管理责任和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人民日报》也发表《人民时评》指出：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深圳住建局）没有权力越法律之俎，代行“追究刑责”之疱。

某日到市政府看到大厅里政府宣示要打造一个“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勤政为民、作为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亲民政府”云云。一个“依法行政、法治政府、从严治政”的政府能无端的、肆无忌惮地对一个公民的住宅24小时进行监视、行动跟踪、电视监听吗？他们对一个公民采取上述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些官僚们随心所欲、滥用公权力，这也是一个“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法治政府”应有的行为？

法治就是要讲权力的合法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权力行使规范的合法性；行使程序的合法性。

5月2日下午5点左右，几位女访民在宜城市政府三楼楼梯口，白庙社区几个干部到后，对他们社区的女访民翟如芝百般辱骂，当时雷河社区的访民罗芝秀便对他们说：你们接访的都是干部，“政策、法律”水平都很高，有话就好好跟她说，不要骂她。这时市政府干部杨生明从罗的背后将罗抱住并将她摔倒，又拖又打，把罗的西服也拖烂了。在旁的女访民朱美芳实在看不过这个暴戾的、畜生不如的共产党的败类的流氓行为，也参与进来打他，他怕事情闹大了，才急忙逃窜。

如果是一个“从严治政”的“法治政府”，就应对这个共产党的败类依法严惩，以免他继续破坏执政党的形象，在群众中给政府造成恶劣影响。

一个“勤政为民、作为政府、责任政府”对一个公民的合理、合法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领导、部门互相推诿、踢皮球、拖延，使上访者钱财耗尽、精疲力竭，还对上访人无情打压、关押，上访人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最后走极端了。这个政府的“作为”在哪里？“责任”在什么地方？“勤政”又在哪里？

某日到市政府，遇一工作人员，他问：“老头，你找谁”？我说找某领导，他说那要看你运气了。我从一楼到三楼，连续问了四个工作人员：某领导在哪层、哪个办公室办公都说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领导要求这些工作人员要为领导办公地方保密？凡访民到市政府或市委要想找个一、二把手领导确非易事，这何来“亲民”之说？郝伯脱说：体育竞赛之最绝处乃由于它只在乎做，不在乎说。

仇和在沐阳主政四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了信访局的功能，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八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的锦旗装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朱镕基刚到上海，打破常规，让秘书向下属公布自己家庭电话号码，但他还不放心，再三询问下属“我家的电话，你们知道吗？我再说一遍……。你们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我不嫌电话多”。

温家宝总理地位不可谓不高，工作不可谓不是日理万机，但2011年1月24日下午来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室与八位上访群众见面，认真听取他们反映问题，并说：“只要诉求合理，问题一定会解决。今天我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也是宪法赋与他们的权利。

姚学元

于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