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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极权政治制造民营企业家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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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5-08-04 2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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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晚间，上市公司居然智家实控人、董事长兼CEO汪林朋跳楼自杀，享年57岁。此前在4月17日，汪林朋便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并立案调查。经过3个月多月的调查，汪林朋才刚刚恢复自由三天后便自杀。
民营企业家汪林朋在被当局留置后自杀身亡并非孤例。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7月29日，近两年至少已有7位家居或地产链企业家被留置，其中有四位家居家装行业的老板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被媒体报道和关注的，估计还有不少。
此前在2023年江苏常州知名企业家、年仅44岁的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承勇被当地纪委约谈后跳楼自杀亦曾轰动一时。常州华立连续15年保持国内稀油润滑设备行业领先，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承勇自杀前已连续三天被常州市纪委监委谈话，自称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至于被当局留置而不曾采取极端手段结束生命的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来更多不胜数。根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3年，有54家A股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被留置，特别是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被留置的情况更为严重，占比高达84%。2024年上半年的5个月，公开披露信息显示已有近20余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被采取留置措施，仅3月12日到15日短短四天内，就有6家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公告称实控人被实施留置或立案调查。
连续发生的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尤其是在解除留置调查之后的坠楼死亡，以及大面积发生的民营企业家被当局采取留置手段进行控制，已然成为一面赤裸裸的镜子，映照出中共政权对民营经济、对企业家的根本态度和残酷现实。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民营企业家的生与死，从来不仅是经济新闻。尤其当他们的死亡与《监察法》赋予的“留置”制度直接相关时，这背后牵出的，是习近平时代一整套新的权力治理逻辑——一个从党内纪律检查延伸到全社会公权力群体、并用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的高压机制。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监察法》与“留置”的出台背景与目的谈起。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通过并施行。习近平推动《监察法》和留置制度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在“反腐”旗号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权力控制体系，从而高效、集中、迅速震慑社会。根本目的，是用法律的形式把高压统治永久化。它的运行逻辑，是以政治安全为最高优先，用制度化恐惧来确保绝对服从。
在制度表述上，《监察法》的目标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覆盖了几乎所有可能与政府、国有资产、公共事务发生关联的人群。对他们的监察，不仅仅是行政监督，而是拥有调查、讯问、冻结财产、甚至秘密隔离的强制权力。监察法将党内的反腐纪律检查权力通过立法扩展到全社会，任何行使公权力的人包括民企高管，只要涉及国有资本、政府采购、公共项目等，都在监察权力的触角之内。
如果说《监察法》是制度框架，那么“留置”就是它的尖锐之刃。监察法将原本党内纪律检查中使用的“留置”等措施，通过立法赋予法律地位，变成了“合法的调查措施”。这样，原来只能在党内使用的调查方式（包括秘密隔离、限制律师介入、长时间讯问等），可以对更广泛人群合法使用。这是一次权力合法化操作，目的是消除“非法办案”的指控风险，让特定的强制措施有法律保护。
监察法实施以前纪委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饱受争议，长期被批评为缺乏法律依据、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甚至致人死亡。习近平主导的改革，并不是废除这种做法，而是赋予它法律地位，改名为“留置”，并明确写入《监察法》第22条。留置制度为秘密隔离审查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其从“灰色地带”进入“合法地带”。留置允许在不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将人秘密关押最多6个月，并完全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律师介入，没有公开审理，也无法通过正常法律程序申诉。这种高度隔离的状态，可以最大限度施压被调查者，确保获取口供和掌握信息。
留置是用法律包装“秘密隔离审查”手段，使其合法化、常态化，强化对调查对象的心理与身体控制，它的强制力和隐秘性，使其不仅是办案工具，也是政治高压与威慑手段。对党政系统、国企高管甚至民企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留置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震慑，任何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带走、失联。
留置不是公开审理，而是隐秘失踪，实质上是一种极端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超越传统司法监督的权力执行手段。外界无法得知羁押的条件与细节，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威慑，尤其对体制内与体制边缘的精英群体。在需要整肃政敌、压制不服从利益集团、甚至敲打与政府关系密切但独立性过强的民企时，留置成为一种“无需动用司法系统即可实施”的快捷工具。在民企高管频繁被留置的情况下，它还起到提醒私营资本“不要挑战党的权威”的作用。这种心理威慑力，有助于维护高压政治环境和权力秩序。
“留置”制度的出现，表面上是为了反腐提效，实际上却成了权力对企业家乃至更广泛群体的严密控制工具。它不仅仅是法律程序上的缺失，更是权力逻辑的体现。司法程序被政治干预，使得权力可以在没有透明度和约束的情况下，剥夺个人自由、施加精神压力、甚至摧毁人的生命。因此，留置既是反腐利器，也是政治控制手段，其法律化意味着这种手段将被长期、稳定地使用，而不再仅仅是临时的党内纪律措施。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民营企业家所处的位置格外尴尬。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但中共从未真正信任过民营资本。在中共的权力体系里，经济权力必须从属于政治权力。民企的经济独立性意味着它们在资源配置、社会影响力上可能不完全依赖政府；财富的快速积累会带来与地方官员相当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影响政治格局；国际联系与信息渠道使得部分企业家拥有跨境资源，这在中共眼中意味着潜在的不可控性。
这种不信任导致了一个根本现实：民营企业家必须不断表忠心、维持与权力的良好关系；一旦失去政治庇护或卷入派系斗争，就可能迅速被清算；任何涉及公共项目、国企合作、土地开发的民企高管，都随时可能成为监察权力的调查对象。留置制度的出现，使这种脆弱性制度化。民营企业家不仅面临市场风险，还随时可能遭遇政治性风险，而后者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它超越法律规则，直接作用于人的自由与生命。
留置制度在中国近年来被广泛使用，且尤其集中在民营企业家，反映了中共的这种“不安全感”：“你的财富、企业、地位，都是党给的，不是你自己赚的；随时可以拿走。”这种不信任是结构性的，即便企业家一再表忠，也无法根除。民营企业家在中共眼中只是工具，在顺境时，民营企业家被用作经济增长引擎、税收来源、吸纳就业的工具；在逆境或需要整肃时，他们又可成为“反腐”业绩、“共同富裕”宣传、权力再分配的对象。工具化思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家的生命、事业、精神状态不被当作独立价值来尊重，而是围绕政治任务被“使用”或“清理”。
留置期间，企业家被关押于非公开场所，遭受长期孤立、断绝通讯、甚至强制讯问等，身体和精神都处于高度压迫状态。没有明确期限的“无限期”折磨，以及信息封锁带来的孤立无援，极大摧毁了当事人的心理防线。人性在这种制度下，被系统地消解：基本的尊严被剥夺，自由被完全剥夺，情感支持被隔绝，未来希望变得渺茫。正如相关案例所示，许多被留置企业家选择以自杀作为逃避这种绝望的最后途径。
除了留置期间的精神压力外，还有一旦被留置，民企的运转陷入瘫痪，高管缺位、资金链中断、合作伙伴避险，企业可能在短时间内元气大伤，同时留置的秘密性使得外界无法了解案件细节，谣言和污名迅速扩散。解除留置后，即使法律上未定罪，心理和社会信用已被重创。外界舆论、合作伙伴、员工、银行、供应链，很可能已将其视为“问题人物”，商业声誉几近归零。失去自由、事业崩塌、名誉受损，加之留置期间的精神孤立，很容易让人产生绝望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汪林朋、承勇等人的自杀，看似突发，其实是制度性压力的集中爆发。这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崩溃，更是制度暴力的直接结果。留置并非单纯的法律措施，而是直接触碰人性极限的高压工具。
中国的极权主义政体的权力的无限扩张与法治的缺失，构成了企业家悲剧的制度根源。所谓“法治”，本应是限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然而在现实中，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成为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留置”制度揭示了司法权独立性的缺失。权力运作脱离法律监督，使得权力能够绕过正常司法程序，随意剥夺公民自由和权利。政治安全成为最高原则，经济活力和个体尊严被牺牲在政治统治的祭坛上。
留置制度通过隔离、精神摧残、污名化和无期折磨等手段，把一个完整的人拆解成恐惧、孤独和绝望的集合体，逐渐摧毁其尊严和生命意志，达到灭绝人性的效果。这种制度性质上属于一种隐形的精神监禁和人格摧残机制，远超简单的司法调查，其目的是通过极端控制和心理打压实现“服从”和“屈服”，代价就是被留置者作为“人”的基本属性被严重侵蚀甚至消失，是权力意志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公然践踏。
监察法与留置的推出，是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政治模式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法律为名，为高压统治赋予制度化和长期化的基础。它的逻辑非常清晰，将党内的纪律检查手段合法化、普遍化，用来监控、整肃、威慑全社会的公权力群体，包括民企精英。这样既能保持政治绝对安全，又能在反腐的旗号下为权力扩张正名。
民营企业家遭遇的不公，正是这种政治优先逻辑的具体体现。经济活动不再是市场规则的游戏，而是政治权力博弈的附属品。法治被政治权威取代，个人权利成为政治工具，公正审判沦为权力表演。企业家群体的悲剧，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必然结果。民营企业家的接连自杀，既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也是习近平高压统治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中共政权以政治安全为重，宁愿牺牲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生命，也不愿放松对资本和权力的控制。
没有法治，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的政治环境，任何经济成就和社会繁荣都将是脆弱的泡沫。接二连三发生的民营企业家悲剧，使得这个群体人心惶惶。当一个制度可以合法地剥夺你的自由、隔绝你的声音、摧毁你的精神，而又不受独立司法的约束时，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许多企业家表面上顺从，实则内心焦虑不安，普遍感到不安全感加剧。中国的政治生态在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高压统治下，越来越趋向“稳定的恐惧”模式，表面平静，实则人人自危。而人类历史一再证明，靠恐惧维系的秩序，终将被恐惧本身反噬。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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