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3日,武汉市经租房主、文革产主肖昌海等共十三人专程从武汉赴湖北随州访问民生观察工作室,大家向民生观察反映了各自的冤情。
今年66岁的李诗蓉家原有私房三栋,位于武汉市桥口区保寿巷115号,共计建筑面积274.21平方米,另外还有两个院子,产权属于李诗蓉的父亲李家佑。“文革”初期,李家的房子被桥口区房地产管理科无偿接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李家房屋应归还。1983年12月26日,桥口区房管局以李家房屋已拆除为由不予归还房子。李诗蓉说,她家房子并未拆除,原宅基地上现仍有107平方米的二层楼和98平方米的平房分别被房管所和居委会侵占。
肖昌海母子反映的是“文革产”问题。肖昌海家原来的房子是个平房,前后两间,位于武昌区大成路。前间87.15平方米由肖昌海一家居住,后间由其伯父一家居住.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肖家房子被红卫兵接管,当时没有任何补偿。1971年房子被拆后,前后扩了一点,翻建成一个四层楼了。1987年,在由他人代签字的情况下,肖家房子获得补偿仅为1760元.现在肖家的房子成了商业门面,被武昌区房地局、房地公司占着并出租。
壮重的祖父和父亲是原国民党卢汉起义人员,壮家原在武昌区忠孝门63号有私房两栋共三百多平方米,文革期间,该房被没收,随后分两次被武昌粮道街房管所接管。1978年文革结束后,武昌粮道街房管所在1973年就曾作出要退还文革产的情况下,却在1978年对该房进行独家改建,至今以房子该所已改建为由不予退还。
杨素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随父母住在汉口长堤街,当时房子面积80.11平方米。杨素群的父母以此房做点小生意,1951年、1953年又在汉口火路巷购置了房产。1958年,在街道“整风”运动中,杨家大部分房子以“国家经租”的名义被当地房管所收走,至今未还。
高作康的父亲高松生在武昌区解放路287号原有一栋商住两用的两层楼房,面积180多平方米。1970年4月20日文革期间,高家房产被武昌房管部门接管。1977年,武昌房地公司将高家房屋擅自改建、扩建。高作康认为,他家房子虽然文革期间被没收,但产权未变更,房子应还属他家所有。
易娟的祖父易玉兴原有私房一栋,位于武昌区玉兴里1—12号,面积670.67平方米。1951年,武汉公安部门错误地以非产权人胡占发的反革命财产予以没收,并移交房管部门,对外发租至今。1992年,该案得以平反,市公安局确定该房产权人为易玉兴,要求还产权处理,但至今仍未有结果。
孙明明是原武汉市江汉区统一街159号的业主,其家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为砖木两层楼建筑,面积204.38平方米。1966年文革期间,孙明明家的房子先后被无偿接管,成为所谓"文革产"。虽然房子被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无偿占用,但几十年来,从过去到现在,孙明明家的房子从未与他人办理过产权变更、转移登记手续,产权没有发生转移。23号和孙明明同来的候兰英住桥口区汉正街,她家情况和孙明明属同一性质。
梁自有的老伴杜敦纪在国民政府时就拥有一套私房,座落于武汉市江岸区黄兴路伟英里12号(原11号),建筑面积348.57平方米,该房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被改造、经租。郑秀贞反映的是其父郑德财及其工友的四处房产问题。郑德财、刘子衡等十三人原在资本家杜功勋处打工,后资方破产,将汉正街661号、663号、桥口区树屏里1号及2号房屋送予郑德财、刘子衡等十三人,作工资及遣散费。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时,这些房产被改造没收。
在前来的十三人中,只有戴幼萍、王瓒二人不是反映私房问题。戴幼萍是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红卫村流芳咀村民,戴幼萍此前家中承包有十亩池塘,种植莲藕。2004年,红卫村村委会借口要进行开发,强行征用戴幼萍的十亩池塘,最开始连青苗费只按800元一亩进行赔付,后虽涨至3000元一亩,但戴幼萍及其家人了解到,当地像她家这样的情况赔偿标准都在每亩一万二千元以上。另外,十亩池塘被征后,到现在四、五年了,一直未见“开发”,戴幼萍要求重新种植又被拒。至此,戴幼萍开始了上访。王瓒是武汉市长青街的居民,1994年12月,王瓒和弟弟等人合伙购买了武汉市汉口中心商城第一期佳丽广场五层80号商铺,当时投资四十多万元。至今十四年了,王瓒等人既没拿到商铺也未获得补偿,因上访又多次被关“法教班”。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1、23
武汉私有房主集体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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