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银是来自四川大竹的农民工，2000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开始在深圳为农民工做代理打官司，他因此成为广东最早的一批“公民代理”，被称为“农民工”律师，又被资方等方面称为“黑律师”，但就是这位“黑律师”，却得到了国内新华社等多家媒体的关注。近日，民生观察对朱兴银进行了电话访谈，下面是访谈全文：

民生观察（以下简称民生）：你好，朱先生！可以谈谈这么多年来你的维权经过吗？

朱兴银（以下简称朱）：好的。

民生：我知道你最开始到广东也是个打工者，能告诉我们你是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朱：1991年我18岁时，就被我们一个村的老乡带到东莞、深圳。我是个木匠，我们老乡是个包工头，我就一直跟着他在各个工地干，东莞的各个乡镇我几乎都跑遍了。

民生：后来你为什么不干而是选择去为别人打官司？

朱：尽管我开始是给老乡干，但工资总是一年一算，所以工资经常被拖欠。我经常只能拿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工资，我记得最多时我被欠了万把块钱的工资。我对此很生气，就想成立一个能保证拿到工资的劳动保险公司，为此我找到四川达州劳动局驻东莞办事处，向他们先后向他们交了六百块钱，但结果是没办成。于是我就开始个人为工人代理官司，并于2000年注册成立了万事解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地点在沙井街道107国道边。

民生：还记不记得你代理的第一起官司？

朱：记得，我代理的第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就是我的老乡。当时他出了工伤，老板与他私下调解只给了他五千元。我知道他后帮他到劳动局做了工伤认定，鉴定为九级伤残。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我得知他这个情况应赔四万多元，就问他：“这个钱你想不想要？想要的话我帮你讨，事成后你分我一半”。他同意后，我就代表他与厂方交涉，后来厂方妥协了，又赔了二万。我分得了一万，这笔钱就成为我的启动资金。

民生：你主要是帮工人打哪方面的官司？你没有律师证，如何让那些受到伤害的工人相信你，并让你做他们的代理？

朱：最开始主要做的是工伤案子，后来凡是那些所谓正式律师不敢做的、不愿做的案子我都做。这些案子主要是告政府、告劳动局、告公安局之类的案子。到现在为止，我打的官司至少有上千场了吧。

我虽然没有律师证，但正式律师收费高呀，工人们有时一个案子仅涉及到几千、万把块钱，工人们请不起律师呀，而我们收费低。我们有时比正式律师还厉害，他们不敢做的案子我都敢做，他们不敢告的我都敢告。我们可以天天为当事人跑，那些律师不会这么辛苦的。我可以先不收钱帮工人打官司，甚至先帮他们垫交诉讼费，官司赢了我才收费。这样我的名声慢慢传出去了，找的人越来越多。

民生：你们替农民工打官司，政府、法院认可吗？是不是刚开始很难做？

朱：刚开始确实很艰难，政府、法院等都对我看不上眼，不让或不愿意让我替工人代理，甚至他们把当事人带走。东莞有个法院的庭长，一直不让我进法庭。当当事人闹一闹时，政府方面又说是我让干的。随着做的时间长了，和各方面也都熟了，做起来容易一些了。

同时，政府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们也意识公民代理是法律允许的，也认为我们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农民工律师是一群人，国内有二千多人。后来国内媒体对我们作了不少报道，包括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等，政府方面甚至传出消息来说要对我们进行“收编”，让部分农民工律师做正规律师的助理。

民生：我知道你们这些“公民代理”实际上也进入了国保人员的视线，你有受到打压吗？做农民工代理也很危险，有人因此被砍被杀，你怎么样？

朱：是这样，和我一样的肖春就被国保搞了，现在下落不明。国保人员也担心我闹事，影响了稳定，所以像2008年底深圳开二会时，我就被国保控制了二十四小时。国保等有关方面也警告过我们不要与境外接触。

给农民工打官司，直接损害的就是厂方的利益，那些人不敢明着干你，他们就暗着干，像黄庆南就被砍得厉害。我自已也被人打过，还被人在手上剁过一刀。

民生：你给农民工打官司，如何收费呢？现在你和你的万事解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状况如何？

朱：最开始收费低，有几十元就做的，现在也有的官司一开始收千把块钱的，有的官司打赢了我也提成的，现在应该说我赚了一点钱。不过，我前面说过，有的当事人交不起钱，我可免费为他们打，先不要他们钱。

万事解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现在有四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专门打字的人员。现在打官司和以前相比，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司法腐败问题，对方都去送钱，我们送不起，这官司就难得打了。

民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

朱：不客气。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9-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