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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弟：一起警察办案执行过程中处置不当的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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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弟：一起警察办案执行过程中处置不当的事件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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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爱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08-19 1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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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警务督察局：
我叫王爱弟，女，现年65岁，高中文化程度，家住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西少村，系村民。
家庭情况：丈夫：杨民义 67岁 高中文化 农民
四个女儿都已出嫁成家。
反映请求
1、严肃处理陕西省韩城市公安局相关责任人。
2、要求陕西省韩城市公安局向反映人做出相应赔偿。
事实和理由
2009年12月21日下午，反映人患精神病的丈夫杨民义（现年67岁）因对王付山在6月份秋种时无故不让其犁地而想不开，烧了王付山家的大门。该事件发生后，韩城市公安局民警张强负责办理该案件。21日晚，民警张强找到我在城里的住处，向我和我女儿了解我丈夫与王付山的纠葛及我丈夫的基本情况时，我们明确告知张强我丈夫由于二十多年前意外丧子而精神失常，多年来一直处于恢复状态，如今虽有好转但病情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并且其身上常年带有刀子和石块等凶器，在处理案件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慎重，对王付山造成的后果由我出面即可。2009年12月22日早上，张强带着我和我二女儿前往王付山家处理相关事宜。可是，到了王付山家后，在我与王付山协商处理问题时，张强却开车带着我二女儿去了我丈夫住处，并将其明知患有精神病的我丈夫带到了王付山家门口指认现场。我丈夫一眼见到王付山马上失控，即刻追逐王付山，王付山因知道我丈夫患有精神病就飞速跑窜。张强见状，当即追赶我丈夫，我丈夫未追上王付山，却发现有人追撵他，误以为是王付山的同伙，从而将未着警服的张强误伤，在我丈夫误伤张强过程中，其他民警不敢上前制止，用并非警械的石头砸、用棍打我丈夫，导致我丈夫身体也受伤。当日，我丈夫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韩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我们随即向韩城市公安局递交了精神病鉴定申请，但是鉴定程序却迟迟未予启动。
反映人认为，民警张强及韩城市公安局在处理本案时有诸多重大不当行为，并导致严重危害结果，其不当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丈夫作为精神病患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相关的所有行为均应当由作为其监护人的我处理。在其与他人发生侵权纠纷后，也应当由我负责与侵权相对人协商处理相关事宜即可。并且，我们事先也明确告知张强处理案件要慎重。但是，就在我出面解决与王付山的纠纷时，民警张强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患有精神病的我丈夫带至与其有矛盾的王付上家门口，导致我丈夫一见到王付山就精神失控，并最终造成我丈夫和张强两人均不同程度受伤、我丈夫被刑拘的严重后果！
反映人认为，张强在了解到我丈夫系精神病人后，找到我们，并让我出面处理纠纷，这一决定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其随后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我丈夫带至案件处理现场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作为我丈夫的监护人，已经充分配合民警张强的工作，但是张强却不听我们的劝告，擅自将我患有精神病并身带凶器的丈夫带至现场，这样的行为到底意义何在？一个精神病人在激动情绪未稳定的情况下能解决什么问题？难道张强作为有多年从业经验的民警，其就不能意识到这样的举动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吗？张强又把我们家属置于何种地位？所以，张强对本次事件的发生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2、2009年12月21日晚，张强在我的住处了解情况时，我们就明确告知张强我丈夫身上常年带有刀子和石头等凶器，要谨慎对待，并且要求其在第二日处理问题时一定要穿警服，以免我丈夫误认为其是王付山找来的帮手而发生意外。但是，2009年12月22日早上，张强前往见我丈夫时，未听我们劝告，仍旧未着警服，且带人时，对我丈夫身上携带的凶器未做任何处理，就将人带至王付山家门口。
张强是基层派出所民警，外出办案着警服本身就是法定义务，并且其也没有按照办案规程，对我丈夫身上的凶器进行相应处理，何况我们还事先对其强调了利害关系。但是，张强仍然充耳不闻，着便装前往我丈夫住处，并对其身上凶器置之不理，这才使得我丈夫在追赶王付山过程中，误以为张强是王付山的帮手，从而将其用凶器致伤。这也是我丈夫精神失控后对其误伤的重要原因之一。
3、韩城市公安局在案件发生后，没有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只是想着对嫌疑人---我丈夫进行刑拘，即使在我们已经多次表明我丈夫患有精神病，并且递交了书面的精神病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仍然有意拖延办案时间。对于与案件处理有直接关系的精神病鉴定程序迟迟不予启动，在刑拘人后第38天才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司法鉴定（2009年12月22日刑拘，2010年1月28日把人带至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且在鉴定结果出来后的二十多天仍把人关押在看守所，导致我年迈多病的丈夫—一个精神病患者，被韩城市公安局一纸“刑事拘留”文书关在看守所八十多天，深受牢狱之苦！
二十多年来，我们为了从心理上治疗我丈夫的精神病，全家人费尽心思，四个女儿不定时的去看望并照顾他的生活，帮助他料理家中农田，这么多年来一直未曾间断，作为女人的我们，个中辛苦、个中辛酸谁能体会！？事发前，我们已扫清诸多障碍，正给他做工作，准备将他接到大女儿家生活，一则淡化其与王付山之间的矛盾，二则他多年一人生活，多病在身，需要照顾。但是，韩城市公安局对我丈夫刑拘后，对于事关犯罪主体的重要事实不及时落实，迟迟不对我丈夫进行精神病鉴定，导致其长时间生活在看守所中。我们家属在他刑拘期间的八十多天内（2009年12月22日—2010年3月16日）又无权前往探望，这导致我们家属和我丈夫在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打击，我寝食难安，也对我丈夫的病情恢复无疑有害无益。这也使得我们全家20多年为了我丈夫的恢复所作出的努力毁于一旦！此事的发生可悲、可叹！
综上所述，我丈夫与同村村民王付山的侵权纠纷，本来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我作为其监护人，只需出面与王付山协商处理相关事宜，就可以很好的、完满的解决问题。可是民警张强不听劝告，在事发当天，其行为不但没有使得纠纷得以解决，反而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导致我丈夫身陷牢狱，身心俱伤，民警张强也身受其害！事件发生后，韩城市公安局非但没有认识到其错误，反而将患有精神病的我丈夫刑事拘留，并对于事关犯罪主体的重要事实不及时查清落实，迟迟不做精神病鉴定，这无疑是对我丈夫及我们全家人合法权益的无理侵犯！
韩城市公安局作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责无旁贷。张强作为履行司法行政职权的民警，依法正当履行职责，更是其不可亵渎的神圣职责。在本案处理中，张强的行为非但没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反而使得需要受其保护的公民陷入更大的不幸和痛苦之中。韩城市公安局在案件发生后，没有站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立场上去解决问题，对其民警自己的错误行为视而不见，而对我丈夫不但不及时做精神病鉴定，确定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反而有意拖延办案时间，并要求我们家属对张强作出医疗赔偿！真是荒唐可笑！
2010年2月25日鉴定结果被告家属后，家属随即拿着书面材料找局长谈此案存在问题和看法，希望能平和地解决问题，却遭到局长强势的恶言训斥？！---- “你老汉把民警伤了，花了几万元，你们不拿钱给人看病，你老汉伤人还对？我们还没找你们要医疗费，你们倒找我们来了,你们去告吧，我们奉陪到底。。。。”（局长张龙）“你们没有一点人情味，民警受伤不拿钱，我们还未找你们，你们倒找我们来了，杨秀芳是西安市公安局的的，她跟她爸没脱离父女关系，她有工资，你们找律师吧，我们跟杨秀芳没完，咱们法庭上见。。。。”（办案局长）“要不是看在杨秀芳是我们老同事的份上，那天早就把你老汉给崩了”（一民警在办案局长杨社民办公室）！可以体会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是高兴？是愤怒？在此种情况下，家属即刻找上级公安机关----渭南市公安局信访办和督察队、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办和督察总队，答复是无错误或者不管。精神病患者被羁押至2010年3月16日上午11：50时被韩城市公安局办案局长带人送回家中（有录像），当时两个小伙子扶着，身体极度虚弱，本人无法站立，右胳膊抬不起来（据称在看守所里被一拾小伙殴打所致），自己不能穿、脱衣服，双脚发肿，从下午1：00到7点吃了三大碗饭！就是这样，时至今日我们家属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和答复！难道民警让家属配合他们，就是为了精神病患者在他们控制下，民警或者别的人受伤害后让我们家属承担责任吗？！！！！！
2010年5月1日晚上大女儿赶回家中，发现他父亲一直用左手捂住左胸部，就问他咋回事？他父亲简单说；“胸部受怔了！”大女儿继续问，他说：“胸部被人打了8、9拳！”大女儿再问：“几个人打的？”他父亲说：“4、5个小伙子围住他，有两三个小伙子在他胸部锤了8、9拳！”大女儿问他详细情况，他还是简单地说：“鼻子打的流鼻血，后鼻子肿了几天；手动不动被人拿凉拖鞋打，到现在两个手动不动就疼；两个胳膊抬不起来！”在看守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一位善良、本分且患病的67岁老人遭此”礼遇”!
试问：这样的执法,百姓情何以堪？!这样的执法,又何有公正可言？!这样的执法,谈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样的执法,到底是在为谁执法？!这样的公安机关又怎能体现我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方针？！这样的公安机关又怎能体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这样的执法,又怎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政权?!这样的执法,又怎能维护一方的平安?!希望你们能够彻底调查此事，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给我们全家一个公正、合理的交待!我们家属期盼着你们的回音！
此致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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