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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动态月报(2012年4月)         ★★★
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动态月报(2012年4月)
作者:柳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05-08 16:32

 

 

总第十三期 编辑:柳梅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精神病患者康复后是否还遭遇就业歧视?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者是否得到医疗救助,日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启动对《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实施以来的首次执法检查。

    青海省宣布,将把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依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技术指导下,建立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档案,开展定期随访、家庭病床和护理、常规康复等工作。

   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主题是“老龄化与健康”,如今天津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寿命不断延长。去年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老年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是精神障碍的高发人群。

 在日前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举行的“预防复发重塑未来———中国精神分裂症高复发现状”专家媒体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要积极进行全病程治疗,不能半途而废。

    精神卫生医学专家徐一峰向记者介绍了精神卫生法“难产”的部分原因。“部分人担心,立了法会不会反而成为被一些人利用的‘恶法’,起到反效果。”他告诉记者,对强制住院的“准精神病人”,医生诊断后应有一道复核程序,对病情做全方位的鉴定,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被精神病”。

    贪官坚称自己是“精神病”,有人评价其很聪明,招术也很高明,但有主观判断之嫌疑。

    杨承忻医师以美国唐纳森案例为鉴,称在中国精神卫生立法中,又一次面临到医学判断作为非自愿住院的收治标准写进了国家精神卫生法。这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也凸显了一个问题: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过程为什么缺乏法律界的有力的参与和指导。“不住院不利于治疗”的法律根据在那里?

    曾经被精神病部分人士向全国人大提出呼吁和建议,在精神卫生法中加入对“被精神病”者的救济条款,维护受害者的名誉权,并督促各地政府和医院撤销对“被精神病”者的“精神病”认定,摘除他们“精神病”的帽子,给“被精神病”者一个正常、平等的生活环境。“我要摘帽”,是每个精神病院受难者的心声,更应是整个社会的心声。

一、精神卫生立法动态

 

1、《执法检查启动 征集投诉建议》

    精神病患者康复后是否还遭遇就业歧视?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者是否得到医疗救助……昨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启动对《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实施以来的首次执法检查,推动《条例》实施,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于2010年9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执法检查即日启动,将持续至7月,重点检查内容为:精神卫生工作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情况;综合协调机制的成立、运行、完善情况;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情况;经费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情况;针对“三无”、生活困难、流浪乞讨等精神障碍者救助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针对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障碍者或疑似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等。

     同时,武汉市人大常委会还将广泛征求市民对该市精神卫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相关投诉举报。网址:www.whrd.gov.cn,电子邮箱:jkw@wh.gov.cn。

     据统计,武汉市现有重性精神障碍者约12万人,其中10%有暴力行为倾向;轻性精神障碍者达数十万。

(本文来源:楚天都市报讯,记者陈凌墨通讯员韩红 实习生彭星星

http://news.cnhubei.com/ctdsb/ctdsbsgk/ctdsb11/201204/t2051095.shtml)

 

2、《我省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工作将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青海新闻网讯 “我省重性精神病患者也将建立健康档案,并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记者4月10日从全省精神卫生工作通报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把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依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技术指导下,建立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档案,开展定期随访、家庭病床和护理、常规康复等工作,使患者在康复期能够维持合理治疗和康复指导,提高其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据省第三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是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经验在医改均等化服务中广泛推广的一年,我省启动了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所有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基本资料和随访资料结束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录入的状态,进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服务机构录入程序。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多部门协调配合,全省1个省级医院、2个地市级疾控中心、13个区县级疾控中心、14个区县级医院、28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64个乡镇中心卫生院均开展了精神卫生管理工作。其中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服务机构指定1―2名全科医师或防疫干事担任个案管理员;省第三人民医院与西宁市四区及市属三县卫生行政部门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海东地区也建立了双向工作转诊机制,全省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体制和管理模式不断健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作者:李欣)

(来源:青海新闻网   作者:李欣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2/04/13/14393253.html

 

二、近期典型被精神病案件

1、男子称“被精神病”状告医院索赔60万

  家住海口琼山区的王新亮因有“反常”言论被强制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王新亮认为自己“被精神病”。去年10月1日,王新亮将该精神病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医院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精神损失60万元。对此,精神病医院辩称,王新亮是被其母亲、舅舅等人强制送去该医院的,该医院对王新亮进行治疗并不存在违法侵权行为,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王新亮的起诉。

  男子起诉精神病医院索赔60万

  据了解,王新亮以前在河北省曾担任过多年的政法干部,做过狱政科副科长等,十多年前受公派来海南担任一家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家住海口琼山区。2011年9月的一天晚上,王新亮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王新亮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了四天单调、枯燥、机械的生活。四天后,王新亮被妻子接回家中。

  亲朋好友、小区的邻居得知王新亮在精神病院医院住了几天,纷纷询问他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王新亮对此表示十分“苦恼”,坚持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患过精神病,他认为此次事件对自己的名誉造成损害,更给自己造成了精神损失。

王新亮认为,他是被人强制带入精神病医院的。王新亮称,2011年9月16日晚上9时许,他的家中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他的舅舅,那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他绑了起来,然后带着他上了停在小区内的精神病医院的车。到了精神病医院,他大声地告诉医院的医护人员:“我没有患精神病,我是被别人绑架过来的!”但医护人员不理他。医院在办理相关住院手续时,他的舅舅在知情通知书上签了字。就这样,他住进了这家精神病医院。

(信息来源:海南特区报 作者:张玉甫、刘江浩

链接:http://news.hainan.net/newshtml08/2012w3r28/856117f0.htm

 

2、嗜酒男子“被精神病”状告医院 医院被判赔3

高伟是一家公司的白领,平时嗜酒。2010年6月,高伟的妻子小韩认为高伟患有酒精依赖综合征,并来到本市某治疗精神病的医院咨询,且为高伟办理了住院的相关手续,签署了住院协议,交纳住院押金。随后,医院出车,派工作人员来到高伟的家中,采取束缚措施将他带至医院。

 

  到达医院后,高伟表示自己没有病,要求出院,但被制止。高伟在医院住院治疗9天后出院,医院诊断其情况为酒精依赖综合征。高伟出院后,医院将剩余费用退还给高伟的妻子。高伟认为,医院的做法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权,将医院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医院对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并返还不当得利(医药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伟是从自己家中被医院工作人员带至医院的,高伟并无委托医院为其治疗的意愿。医院仅凭高伟妻子为其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采取束缚的方式将高伟带往医院,侵犯了高伟的人身自由权。故法院酌定医院赔偿高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信息来源:天津北方网 作者:张家民

链接: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2/03/28/14205083.html

3、山东姚晶被关精神病院数月呼救 家人探望要求放人遭拒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4月12日消息:今天上午,本工作室突然接到山东平邑访民姚霞、姚晶姐妹的电话,说她们正在精神病院内要求释放姚晶,但遭受到医院一口拒绝。姚霞说,姚晶现被关在山东威海经区医院15楼,这是座精神病院,今天是她和弟弟第一次成功来到医院看望她。本工作室今天也简短与姚晶通话,感觉她的话语是清晰的。

据姚霞介绍,姚晶这次是2011年12月23日关进精神病院的。12月11日,姚霞、姚晶姐妹再次来到北京上访,当天她们去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被打的事情,结果被抓到了东交民巷派出所,后又关到久敬庄,23号押回平邑后,姚霞被拘留了七天,姚晶当天就被送到了平邑精神卫生中心,29号就被转到威海经区医院至今。姚晶说她这次在医院里面不仅被强迫吃药,还又被电休克。

姚晶现在的主治医生是位名叫王赞松(音)的主任,姚霞和弟弟今天要求王赞松放人时,王和医院表示姚晶是政府方面送来的不能放,并且姚晶的父母和弟弟同意送院的,而姚霞和弟弟表示他们家人根本没有签字同意送姚晶到精神病院,他们希望外界能救救姚晶。

其实姚晶这是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了,第一次是2010年5月11日,姚晶从北京抓回来后先是在黑监狱内关押了40多天,后就被关入了山东日照市精神病院。在医院内,姚晶被逼吃药打针,因长达十多个月的用药,2011年6月她母亲接她出院时都不认识母亲、不能说话了。

姚霞姚晶说,姚晶只是在2006因被人打患上了创伤性应激精神障碍,平时除了手有点颤抖外,语言、思维是正常的。当局曾公开说,只有她们不再上访就不关姚晶到精神病院,继续上访就要再次关。

(信息来源:民生观察网   作者:民生编辑1,/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02)

 

三、精神病人权益

1、《世界卫生日:5个老年人中有一个患精神障碍》

  天津北方网讯:今天是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老龄化与健康”,如今天津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寿命不断延长,不过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又如何呢?去年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老年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是精神障碍的高发人群。医生提醒,在这个卫生节日,请市民们关注起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调查 老年人精神障碍患病率最高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数量居世界之首。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已达6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性痴呆症患者人数将超过1000万。

  去年,本市进行了全市范围内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数据结果表明,老年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最高,属于高发人群。老年组(55岁~)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显著高于青年组(18-39岁)的11%和中年组(40-54岁)的12.1%。老年组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是心境障碍(6.19%)、痴呆及认知功能减退(5.7%)、物质使用障碍(3.48%)、焦虑障碍(2.34%)。市安定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华告诉记者,老年人是精神障碍疾病的主要就诊人群,85岁以上人群的老年痴呆症患病率达到40%;同时一些调查显示,在65-85岁期间,老年人每5年患痴呆症的比率就会翻一番,直到85岁以后才呈现出下降趋势。

  原因 疾病、缺乏关怀致老年人患病《我(山东)省513万人抑郁了代表提议出台精神卫生条例》

据王义正了解,目前山东省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近100万人,其中有明显肇事肇祸行为倾向的患者近10万人,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现象频发,既伤害自己,又会危害社会。”王义正表示,我省应尽快制定《山东省精神卫生条例》,以保护精神卫生患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重症患者约404万 代表提议出台精神卫生条例

随着节奏的加快,社会压力在不断转换为精神压力

“仅潍坊每年就有二三百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省人大代表王义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他今年提交的议案时说,我省目前抑郁症患者有513万,其中重症患者约404万。王义正表示,应尽快制定出台“山东省精神卫生条例”,已是必需。

“随着社会发展,有不平衡感的人越来越多,心理压力加大,患精神卫生疾病的概率逐渐升高。” 据王义正介绍,精神疾病主要分为重性精神病与精神障碍两种。“其实无论哪种精神卫生问题,都不仅是家庭、个人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和

  对于老年人是精神障碍高发人群的原因,刘主任表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躯体合并症的发病几率显著提高,而躯体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需要终生服药的慢性疾病极易给老年患者带来心理压力。“有些老年人觉得自己不中用了,担心长期吃药会给身体造成损害,更顾虑疾病会增加儿女的经济负担,精神压力变大,而加重的精神负担是导致焦虑、抑郁、痴呆的重要危险因素。”刘主任说,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因素。现在不少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儿女远在外地、外国,长期得不到亲人的关怀,心理负面影响难免加大。还有些刚刚退休的老年人,从原先忙碌的生活中一下子空闲下来,令他们不知该如何经营未来自己的生活。

  变化 看心理医生呈老龄化趋势

  精神障碍是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新问题,不过可喜的是如今市民们也开始关注起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刘主任告诉记者,近年来老年科看心理医生的老年人在年龄段上呈老龄化趋势。几年前,来看心理医生的老年人集中于70岁以前年龄段,可如今80、90岁的老年患者来应诊的大有人在。“以前儿女觉得老年人吃饱了、身体好就尽到了孝道,没有人去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现在,随着市民精神卫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儿女开始注重父母是否快乐,是否得到了情感上的照料,所以带着高龄父母来看心理医生的儿女也更多了。”记者李佳萌通讯员李翔

(信息来源:天津北方网   作者:李佳萌,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2/04/07/14321230.html)

 

2、《精神分裂病人坚持服药减低复发率》

  “一旦得精神分裂,有六成的人不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在日前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举行的“预防复发重塑未来———中国精神分裂症高复发现状”专家媒体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精神分裂症不仅给患者造成危害,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要积极进行全病程治疗,不能半途而废。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和鼓励,对于患者的恢复也至关重要。

  仅一半“精分”病人获治疗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教授介绍,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未完全阐明的精神疾病。多起病于青壮年,15-45岁发病比较常见,起病多较隐匿,急性起病者较少。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除意识障碍、智能障碍不常见外,可出现各种精神症。患者逐渐表现出孤僻、情绪不稳定,在病态思维或幻觉妄想(无缘无故地听到有人跟他讲话,但是别人听不到)的影响下可出现丧失人格、冲动、伤人、毁物、违反社会公德等攻击破坏行为,严重时可危及自身或他人的生命。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诊和治疗的比率较低,往往也不及时。”贾福军说,“尽管2/3的患者需住院治疗,但仅一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治疗。”据资料显示,在21世纪中国疾病负担问题研讨会上,精神疾病已被列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

  “精分”病人复发率高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心理行为科主任张延赤表示,药物治疗是临床治愈的基础,一旦确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患者应立即开始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患者需要坚持用药,系统及彻底的药物治疗能使75%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到恢复。

  然而,高复发是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主要问题。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许明智教授表示,治疗依从性不佳、家庭和社会支持不良、生活应激事件和既往复发史等因素是复发的主要危险。临床数据显示,由于药物依从性差而导致的复发约占43%。精神分裂症反复发作可导致患者大脑灰质的丢失,大脑功能的进一步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逐步恶化。临床表现为治疗难度加大,患者很难恢复到复发前的功能水平。另外,研究表明,复发次数越多,临床缓解所需时间越长。

  治疗以药物和心理为主

  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目标不仅仅是控制患者的狂躁情绪(阳性症状),而且要更多地着眼于全面改善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损害、心境症状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因此,要坚持综合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也要积极进行家庭教育,争取家属重视、配合对患者的全程治疗。定期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康复和职业训练。

  张延赤教授指出,使用口服药物治疗时,很多患者由于自行断药或漏服,导致病情复发引起大脑永久性损伤和社会功能进一步退化。目前新型长效针剂的给药方式是每月一针,间隔长于口服药物,既可避免患者漏服药物,又能保证患者定期就诊。

  此外,“心理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巩固期及维持期非常重要,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自我保健的能力,在有效预防复发的基础上,力争社会功能的全面康复。”许明智强调,“家庭关系与家庭支持,同样会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复发,故积极开展家庭干预治疗,能唤起良好的家庭支持与家庭互动,提高家庭的监护质量,从而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余燕红 

http://www.tianjinwe.com/tianjin/tbbd/201204/t20120418_5532924.html)

四、评论与思考

 

1、《防止“被精神病” 精神卫生立法要搞快》

  昨日上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CPA)第八届年会在成都举行。此次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承办的年会共邀请了133位专家、领导及1000余名精神科医生参加。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的徐一峰,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发言。

  “目前国内重度精神病患者有200多万人,而有心理疾病的人大约占了人群总数的15%―20%,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约有2个人有心理问题……”

  作为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徐一峰说此次年会除了医生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着力于提高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保护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做这样的事,比如精神科泰斗、华西医院的刘协和老师,从1985年就开始起草精神卫生法。”徐一峰说,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精神卫生法还未正式面世,但大家始终没放弃过。

  “精神障碍者受到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折磨,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也得不到保障。”他说,精神卫生立法的空缺使得国内整个精神卫生事业没有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支持,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另外,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国内评判精神疾病还暂靠医生来断定,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可循,这就可能造成一些人为的“被精神病”事件。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徐一峰还向记者介绍了精神卫生法“难产”的部分原因。“部分人担心,立了法会不会反而成为被一些人利用的‘恶法’,起到反效果。”他告诉记者,对强制住院的“准精神病人”,医生诊断后应有一道复核程序,对病情做全方位的鉴定,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被精神病”,“所以立法是解决精神卫生事业落后及控制某些冤假错案的第一步,后续肯定有更多的事要做,但不迈出这一步,又怎样继续进步?”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记者 刘沁  作者:徐一峰,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2/04/22/14501863.html)

 

2、《贪官自称“精神病”给法律提了一个醒》

  涉嫌贪污、受贿约1500万,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昨日上午在一中院第二次受审,与此前受审时一样他坚称自己无罪,并称曾患有精神分裂症、“脑瓜子全乱了”才在侦查阶段做了有罪供述。(2012年4月25日新京报)

  俗话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精神病,更是人们提之深恶痛疾、避之惟恐不及的疾病。可是这个王纪平局长却奇了怪了,不仅自己口口声声说自己患上精神病,而且其辩护律师还声称他在年轻时就“经常出现幻听、幻觉或妄想”。

  一个国家干部、堂堂的地税局局长,在他躲在暗室里清数贪污受贿得来的欠款时没有得精神病,在他细说自己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党时没有得精神病,在他头脑清醒地坚称自己无罪时没有的精神病,偏偏就在受审即将被判决的时候得了精神病,这究竟是一种愚蠢与巧合,还是一种“聪明”与狂妄?我想大抵已经没有了争论的必要!

  而王纪平辩护律师对于其在年轻时就“经常出现幻听、幻觉或妄想”的说法,就更不靠谱了。众所周知,患有精神病的人,哪怕是轻度的也不宜放在领导岗位上,甚至他们连公务员的门槛也难以进入。而奇怪的是,王纪平不仅历任了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区区长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等职务,而且还利用担任市地方税务局局长之便贪污1047万元、受贿435万元。如此风光的任职历程,如此大手笔的“华丽篇章”,难道就是一个在年轻时就“经常出现幻听、幻觉或妄想”者所能做到的吗?

  贪官坚称自己是“精神病”,其实很聪明,招术也很高明,因为若是精神病人,他的话就作不得数,就不负民事和刑事责任,尤其是他的供词,就不能作为证据。而在面临坐牢甚至枪毙的状况之下,王纪平的“精神病”也无非是其和辩护律师合演的一出闹剧罢了。正是因为他们深知精神病杀人不偿命、砍人不判刑、为所欲为而法律爱莫能助,才妄图以有“精神病”为由推翻过去的供述,妄图通过装疯卖傻来逃过法律的制裁。

  正所谓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无论王纪平再怎么装疯卖傻,再怎么“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所犯下的罪行已经成为了铁证,而其也必将难逃被绳之以法的命运。然而该案件留给我们的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贪官在遭遇审判时打“精神病”的主意、甚至在案发时不遗余力地要让自己患上精神病,这又说明了什么样问题呢?

  诚如网友所言,治标需治本,只有加大精神病犯罪的打击力度,收回免死金牌,堵住精神病人免于刑责的法律空子,贪婪之徒才不会假借精神病之名为自己开脱,犯罪分子才会无隙可乘!

  ——贪官想让自己成为“精神病”,这给法律提了一个醒!

 (信息来源:华声在线,作者:李吉明

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204/201204270917434131.html)

五、学习与借鉴

 

《假如唐纳森在中国-解读美国非自愿住院里程碑案例》

1975年1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全体一致通过了驳回第五巡回法庭唐纳森诉欧康纳案中的法律分析。大法官斯第瓦特代表法庭作出判决。首席大法官伯格提交协同意见书。

将近二十年前的1957年1月,唐纳森的父亲将他送进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州立精神病院。欧康纳当时任该院的院长。唐纳森被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经医院所在县的法院听证后,依照当时佛州的法律规定,以“关怀,维护和治疗”的名义,将唐纳森非自愿收入住院。

唐纳森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病,并一直拒绝治疗。所以才在住院的15年期间,他只接受了简单的生活监护。过往的历史和入院后的岁月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唐纳森有过伤人或自伤的行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医院有权放患者出院。然而,欧康纳多次拒绝了唐纳森这一要求。理由是,“唐纳森不能成功地适应院外的生活。”事实上,唐纳森在入院前的14年间一直有自己的收入,而且,过独立的生活。出院后,他很快地找到了一份要求具有责任心的旅馆行政工作。

此外,于1963年,一个声誉很好,叫“援助之手”的机构写信表示他们愿意为唐纳森提供出院后的服务。但欧康纳拒绝了。他自我编造的一条规定:“唐纳森只能由他父母接出。”他明知唐纳森的父母已经年迈,根本无法再照顾他。从1964年到1968年间,一位严肃负责,有意愿也有能力的大学同学及家庭好友,蓝博奇四次书面保证照顾唐纳森。但也都被欧康纳拒绝了。

欧康纳的辩护是,他的决定是出于“善意”,而且,真实地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法律所许可的权力。最高法院伯格首席大法官也指出:以前,每次法庭听证也都同意了医院继续非自愿住院的申请。

审判庭法官对陪审团的训示是:如果有证据证明欧康纳明知或应该知道唐纳森没有精神病,或没有危险,或因有精神病而禁锢但又不治疗,那么,你们就应当判欧康纳侵害唐纳森宪法赋予的人身自由权。结果,陪审团判欧康纳侵害唐纳森人身自由权成立,并处以罚款。而且针对其十分恶劣的行径,追加了惩罚性罚款。

欧康纳不服上诉。联邦第五巡回法庭维持原判,并根据另一里程碑案例:杰克逊诉印第安那州案中所阐述的原则:“一个被非自愿禁锢在精神病院的人有接受个性化治疗的宪法赋予的权利。因而,使他们有合理的机会被治愈或精神状态得到改善。”将法律议题扩展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民事非自愿住院患者保证治疗权”的新领域。由于,巡回法庭这一解释可能被理解为:政府可以以治疗为目的,对无危害的精神病患者非自愿住院。美国最高法院接受移审该案的请求。并全票通过驳回第五巡回法庭对宪法的错误分析和解释。

(O'Connor v. Donaldson, 422 US 563, U.S. Supreme Court 1975)

剥夺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

最高法院指出:本案的法律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问题,而不是无危害的患者非自愿住院有无治疗权,或政府是否可以以治疗为目的,非自愿禁锢一个无危害的精神病患者的问题。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州法律许可禁锢无危害的精神病患者,其本身并不代表具有宪法的充分的合理性。而且,即使初始非自愿住院具有合理性,但当其基础不再存在时,继续禁锢就将成为非法。政府有对不幸的公民提供关怀和支助的正当利益。单单患有精神病不能使政府正当地非自愿地把一个人禁锢起来,也不能简单地因为提供了生活监护就无限期将其拘禁下去。

最高法院提问:政府为了保证较好的生活水准就可以禁锢精神病患者享受自在的生活吗?仅仅因患有精神病并不使一个人失去优先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舒适的医院的资格。政府可以把无危害的精神病患者圈禁起来,以保证其他公民无需面对这些行事不同的人吗?或许,为了避免大众的不适,有人干脆可以要求政府将那些形象丑陋,行为怪异的人都禁闭起来。仅仅因为公众的不容和敌意,不能成为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理由。

简而言之,如无其他条件,政府不可凭宪法合理地禁闭无危害的,可以自由生存或在负责任的家人或朋友的帮助下能自由生成的个人。

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能用治疗来交换

首席大法官柏格在协同意见书中指出:非自愿被禁锢在精神病院和其他任何理由的非自愿禁锢一样,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对此,不通过法律的正当途径政府是不可能达到的。巡回法庭认可了审判法庭对陪审团的指导:对于无危害的精神病患者,政府除非提供治疗,否则不能对其禁锢。本院毫无保留地不赞同这一主张,而且准确无误地责承下院的判决对涉案双方及管辖范围不具有约束力。

在相当的一段历史中,政府对精神病患者提供的人道照顾,不是以治疗为目的的。直至现在,双重功能依然被认可:即提供有益的治疗,同时也承认大量的精神疾病并无已知的治愈方法。政府可以为保护公众禁锢有危害的人。也有权力经正当法律程序保护那些有精神残疾的人。政府为患者的最佳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应该得到中肯的评价。但正当程序的存在不能使政府的国家父权为治疗的目的禁锢公民。

法院也无权把个人对公共健康政策的理解掺合到宪法之中去。使人更加困惑的是“补偿理论”将一个原本牵涉程序的保护机制的问题升级到一个新的实质性宪法权利。法院不应以自己对公共福利的理解取代立法机构的意见,而应该关注立法机构所选择的方法是否具有宪法的合法性。

总之,我不能接受上诉法院的论证,也看不出有何根据将一个被非自愿收治的精神病患者所拥有的无可争议的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能被禁锢的宪法权利等同于宪法治疗权。鉴于当前对于异常人类行为的医学知识以及其治疗的现状,几乎没有几件事会比不可逆转地营造一种政府权力,以提供(精神病患者)“现实的有治愈机会的治疗”,就可以来保护(禁锢)他们,更加充满危险。我也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即国家可以合法地禁闭个人,因认为他们需要治疗,以及只因提供一些治疗就可以合理地剥夺其人身自由。我们对正当程序的概念不会容忍这样的“交换”。

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给你治疗!?

很显然,30多年前,交换 (补偿)理论就摆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面前。在人身自由的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毫无悬念的一致肯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容以治疗来交换。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讲“不住院不利于治疗”,作为医生对患者的一种建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不足以作为非自愿住院(剥夺人身自由)的标准。医生说,“不住院不利于治疗”,你就丧失了人身自由吗?医生还说,“不注射不利于康复”,难道就可以把你挂上精神药物?知情同意是什么?对自己身体,你还有权说“不”吗?

这样的故事应该并不陌生:“只隔几天,医生又开了一张核磁共振检查。说:‘去付款吧!’”“医生又说:‘有感染,上抗生素吧。进口的好!’”价格之高昂,打一针就要花掉老百姓几个月省吃俭用的积累。老百姓出,因为他们要为亲人治病,而不得不把希望和家庭的活计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医生!你在想的是什么?又做得如何?

除了那些“被精神病”的之外,在中国,类似象唐纳森一样的患者有多少?他们本可以与社会和他人相安无事,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或者,当初使他们合法住院的那些理由早已不存在,但他们仍长期被禁锢在精神病院里-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假如唐纳森在中国,或者说那些“中国的唐纳森”,没有法律机制的监督,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

我们又一次面临到医学判断作为非自愿住院的收治标准写进了国家精神卫生法。这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也凸显了一个问题: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过程为什么缺乏法律界的有力的参与和指导。“不住院不利于治疗”的法律根据在那里?它是想象出来的,还是凭空捏造的?我想法律界应该很期待这个答案。

不论医生还要说什么,都取代不了国家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责任和决心。其体现就是,“不住院不了于治疗”不能取代法律的正当程序。

美国司法精神病专家

“经验应该教导我们:当政府表现有善意的出发点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对自由的最可怕的危险潜伏在那些用心良好,狂热无知的人的偷偷地侵蚀。”(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1928)

(作者:杨承忻医师,网络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4c6a2201014oe0.html)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国内部分“被精神病”者致信人大要求摘帽维护名誉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各位委员:

     “被精神病”是网民发明的一个新名词,它是指没有精神病的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当作精神病人限制行动自由,被针打、被吃药、被电击。为什么以前没有的名词现在却越来越被人们知晓,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精神病”了。在“被精神病”受害人群中,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富商老板、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警察,甚至精神病学专家。

    其中,访民是“被精神病”最厉害的一个群体。你非要天天去“纠缠”领导解决问题,肯定是有精神病。不让你到政府去上访,不让你到北京去上访,你非要去不可,对不起,只能让你到精神病院待着去。听话的在精神病院待几个月、几年,不听话的待十几年、几十年。

    我们注意到,政府已在对这种现象采取行动。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201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我们仔细研读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应该说这一草案对如何防范、遏制“被精神病”现象有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规定。如强制治疗的主体、限制性条件、当事人的权利、医护人员的职责等。这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仅仅立法还远远不够,“被精神病”现象中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可它一直未获重视,那就是如何让被精神病者回归成一个正常的人,如何让他们得到一个正常的、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

    当一个正常人被长期关押于精神院,什么是最痛苦的事?是被打针、被吃药、被电击带来的肉体痛苦吗?其实不是,最痛苦的是比这种肉体折磨更让人心痛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煎熬。许多精神病院受难者获释回到家庭和社会后,头上仍着一顶“精神病”的帽子。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生活、就业都因是“精神病”而倍受歧视,晚上睡觉一想起这些常夜不能眠,更令人难受的是我们的后代因此有了患“精神病”的家族史。作为精神病院的受难者,我们对这一点的感受太深了。

    可见,当一个人被精神病后,其人格和名誉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和践踏。人在世上安身立命,名誉和尊严重于一切。获得一个正常的身份和名誉,难道不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东西和最重要的权利吗?可当精神病院受难者们向政府官员、向医院提出摘掉精神病的帽子恢复名誉时,得到的往往是嘲笑和打击。

    各位委员,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你自己头顶一个“精神病”的帽子,当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你有什么样的心灵感受?你该如何面对社会、家庭和下一代?

    鉴于此,我们向全国人大提出呼吁和建议,在精神卫生法中加入对“被精神病”者的救济条款,维护受害者的名誉权,并督促各地政府和医院撤销对“被精神病”者的“精神病”认定,摘除他们“精神病”的帽子,给“被精神病”者一个正常、平等的生活环境。“我要摘帽”,是每个精神病院受难者的心声,更应是整个社会的心声。

    徐武,武钢工人,他因与单位打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关押四年多。2011年徐武飞越“疯人院”,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陈国明(化名),福建省邵武市一家金店的老板,因家庭纠纷被妻子于2011年2月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陈国明控告妻子未果。

    江帆,河南省开封市二职专校医。国内一中央级媒体报道,江帆被当地政府下红头文件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

    钟亚芳,浙江省桐庐县中医院主管护师。国内媒体报道,因患甲状腺结节去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时,钟亚芳遭到医用核辐射。钟亚芳为此讨说法,结果2009年被关进了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胡国红,武汉江岸车辆厂工人。因在工厂内被班长殴打一事未获解决而走上了上访路,结果三次被关精神病院。2011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以武汉“疯人事件”调查为题披露了胡国红的遭遇。

    彭新莲,江西新余远东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因工伤引起劳动诉讼到北京上访,结果被关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

(信息来源:民生观察,网络链接: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32

 

[结束语]: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因为受贿在法庭审理过程,坚称自己无罪,并称曾患有精神分裂症、“脑瓜子全乱了”才在侦查阶段做了有罪供述。记者在报道时称,“贪官坚称自己是“精神病”,其实很聪明,招术也很高明,因为若是精神病人,他的话就作不得数,就不负民事和刑事责任,尤其是他的供词,就不能作为证据”。

此报导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作为刑事被告人或者一般的民事主体,有权利以“精神病”为由推翻自己先前法律行为。至于能否推翻,需要有客观的医学鉴定和法官的自由裁量相结合,以体现法治和人权。

与挪威奥斯陆枪击案相比,被告人坚称自己的行凶时精神正常,但法庭认为其行为和思维极端,不符合常理,并进行了二次精神病鉴定,并且多次进行听证。给于被告人充分地自我辩护的权利,还原事实真相,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英国阿克毛.沙伊克因为涉嫌贩毒,在中国被判死刑,其家属和律师多次要求精神病司法鉴定,被无理拒绝,引起中国和英国外交冲突。实际上是人权价值观的冲突,中国的司法制度太情绪化,有失客观和公正。法治是要求每个人平等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自我辩护,即使其理由会被认为离谱。

精神病司法鉴定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往往客观性不是很强,冲突性的结论会时有发生。但作为法律面前的权利人,有权利要求司法鉴定,这是法律上赋予其举证的权利。剥夺其举证、辩护权利的判决,永远是错误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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