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长助理、市公安局局长　张学兵　先生阁下：　　

您好！

您是上海公安的最高领导人，我遇上上海公安行政违法，因官官相护在迫于无奈下，我只得行使系统性的终极投诉权，恳请您拔冗关心，让我早日依法享有公平、公正与法定的权利。

我于　2010年2月23日　，离开本市闸北区中兴路800号302室的租赁房，于次月　3月16日　回家，当开门时发现门锁被换，从窗口向里张望只见灶间环境全非，该房内已经空空如也，我立即向上海110台报案：“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编号：2010316085527355785）”。并向该管辖地公安（闸北区宝山路派出所）提交了财产清单，现我报案已有8天了，该所的所长却告知不予立案，接着我二次向市公安局投诉无效，这显然是有意袒护由公安人员及其家属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为此，我只得提升投诉规格。事实如下：

　2010年3月16日　8：45，第一次的处警员是警号：034105、032061，我在接受案单编号：0325661上依法签名。接下被带到会铁居委会。因10点过后没有审案警察，我只得多次（在10：26、40、46）向110台反映，至10：50，我再次在接受案单（编号：0375156）上依法签名，第二次处警员是警号：032866，并注明：“下午2点半警察到会铁居委会”受案。

在当天的15：00，由片警潘建军受案，审核双方当事人合法有效证件。被报案方：张小妹及其儿子张杰（公安人员）回答片警潘建军：“是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叫我处理掉詹荣妹的财产……”。事实上此说并无法定证据证明其拥有该处分权，由此证实被报案人：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权，实属违法行为！

遗憾的是：上海公安受案后既然已查明违法人员，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可是上海公安却不依据法定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处理。

19日上午，我仍向上海市公安局监督部门反映，由警员警号：032331、034234等共三人，将我从市公安局接到上海市闸北区分局宝山路派出所，警号：032331作了询问笔录，接着告知：“我会通知片警潘建军去了解你财产去向，财产清单要交来……”。

22日15：00，片警潘建军告诉我：“我已到中兴路800号302室房间里看了，房间里面没有财物”。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我找到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上的接报民警（警号：034088）朱宇翔，他告知：“我不是你案的处警员，我只是帮忙登记而已，所长叫我立案，我就立案……”。当我找到所长，他不调查案情，却问我你是不是北站街道的强迁户，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知他：“是的”，该所长立即告知：“我们不立案该案”，因我当时突发肠痉挛病，肚子疼得厉害，头上冒冷汗，他见我脸色立即说：“快去看病”，急忙地离开了，而我的财产清单没有警察敢接收。

23日上午9：20，我只得再次反映行政违法的行为。10：45，闸北区宝山路派出所来三个警察将我接回该所，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什么要去监督部门上访”，我回答：“我是依据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上的说明，去反映行政违法不立案的问题”，在笔录上再次签名后，警员为警号：034105者接收了我的财产清单之一。

现我所有的私产经片警潘建军核实下，初步确认已被在职公安人员张杰及其家属违法侵占了。当我要求公安立案查处归还我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追究其违法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为难，这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尽管有许多法令法规的存在，可是正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缺乏法治基本理念，使之相关法、条形同虚设，这是逼得我越级向 您反映：即上海公安普遍存在的行政违法问题。同时需要指出：这就是破坏“和谐社会”的实证和制造社会矛盾的源头所在！

据共和国刑法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该民警及其家属无权享有特殊照顾与豁免权。那么，我这个曾是强迁户的民众难道就不能享受法律的有效保障吗？难道上海公安人员及其家属就能仗势欺人、违纪违法、公然非法侵占我的私有财物吗？现不予依法立案查处，那么就是上海的公安在姑息养奸！难道说：上海的公安就像四川重庆公安与黑社会一样墨墨黑？

鉴于，    您是上海市公安系统的最高领导人，您有责任督促与纠正下属行政执法的违法行为，敬请   您能够切实保障上海市民生活得应该“更有尊严”！谢谢。此致

敬礼！

                                                   投诉人：詹荣妹敬上

                         　2010-4-17 　

附上书证：“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编号：08552735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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