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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包袱，又甩锅：三十万人被清退背后的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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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包袱，又甩锅：三十万人被清退背后的中国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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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5-28 2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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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司法部高调宣布，在所谓“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全国一年内“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同时“清理不必要执法事项40多万项”。消息一出，中国网络上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官方预想中的“拍手称快”，反而迅速引发大规模质疑与讽刺。
大量网民追问既然这些人“不符合资格条件”，那么他们当初是如何进入执法系统的？这些年又是谁授权他们对社会和企业进行执法、罚款、检查乃至暴力管理？三十万人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意味着过去长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缺乏正式资格的灰色执法体系，而今天官方却仅仅以一句“清退”轻轻带过，既没有责任追究，也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在微博平台，报导此信息的官媒因为评论区的质疑与批评太多，而关闭了评论区。这种舆论反应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中国社会对中共治理方式的认知，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官方惯用的叙事方式，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基层、归咎于“执行偏差”、归咎于个别人“乱作为”，从而把整个体制塑造成一个原本正确、只是偶尔被局部扭曲的权力运作体系。但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所谓“编外执法”“协管执法”“临时工执法”，并不是什么局部失误，而恰恰是整个中共统治体系长期运作的一部分。
如果仅仅把这次清退理解为一次“依法行政”的修正，很容易低估它背后的现实含义。事实上，这场所谓“清退30万执法人员”，本质上是中国财政危机、维稳体系膨胀以及社会合法性衰退共同作用下的一次治理收缩。它既是“甩包袱”，也是“甩锅”。
长期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存在大量身份模糊的执法力量。辅警、协警、联防队、城管协管员、街道网格员、借调人员、合同制执法辅助人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灰色治理网络。这些人往往不具备正式执法资格，但却长期承担着实际执法功能。在许多地方，真正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反而退居幕后，而大量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强制措施、进行罚款检查乃至暴力维稳的人，则是这些编外力量。
这种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不是因为“管理疏漏”，更不是偶然形成，而是中共统治逻辑本身的产物。
中共的统治机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它一方面需要不断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另一方面又试图尽可能降低自身直接承担的政治风险。于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基层控制体系便逐渐形成。正式机构掌握权力和资源，而那些最容易激起社会矛盾、最容易引发民怨、最容易产生违法争议的事务，则被大量外包给编外人员。
这种机制对中共来说有几个明显的好处。首先，它可以以较低财政成本迅速扩张治理触角。正式公务员体系受到编制、财政以及程序约束，而协管员、辅警、网格员等编外力量则具有更强的弹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维稳需要快速扩招，也可以在财政紧张时迅速裁撤。
其次，它可以降低责任风险。正式执法人员违法，往往涉及程序责任与行政责任，而编外人员由于身份模糊，出了问题可以迅速切割。中国社会这些年反复出现的“临时工”现象，本质上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体现。真正的制度责任被隐藏在背后，而具体执行者则被当成一次性的消耗品。
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与中国地方财政长期存在的“罚款财政”形成了结合。过去二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高速扩张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依赖行政收费、罚款创收与运动式执法的治理模式。许多基层部门实际上承担着隐性的创收压力，而这些编外执法人员，恰恰是最适合承担这种任务的人。
因为他们既缺乏正式身份带来的制度保障，也缺乏法律边界意识，他们的收入、续聘乃至生存本身，都与“完成任务”高度绑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完成任务”，往往意味着更高强度的罚款、更频繁的检查以及更粗暴的执法方式。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有些人乱执法”，而是整个制度本身就在鼓励高压性、掠夺性的基层权力运作模式。而今天，中共之所以突然高调宣布“清退30万人”，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并不是法治改善，而是财政压力已经开始迫使这个体系收缩。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地方财政之所以能够维持庞大的维稳与基层控制体系，一个重要基础是房地产繁荣带来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土地财政高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再以这些收入维持行政扩张、基础设施投资、债务滚动以及维稳系统运转。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不断膨胀，大量编外人员被吸纳进入各种半官方岗位。
但今天，这个基础已经开始崩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水，地方债务风险快速累积，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进入财政紧缩状态。许多地方不仅基建停摆，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开始出现拖欠、降薪和福利削减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原本依附于财政扩张而存在的大量编外人员，首先成为被裁撤的对象。因为相比正式编制人员，他们最容易处理。不涉及复杂的体制调整，不需要触碰真正的权力利益分配，也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只需要以“规范执法”的名义，就可以完成大规模财政减负。所以，“清退30万人”的第一层含义，其实是地方财政已经无力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无限扩张的基层控制体系。
而与此同时，中共又必须面对另一重问题，那就是社会怨气的迅速积累。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基层执法系统的不满明显上升。企业对于“远洋捕捞式执法”、运动式罚款、重复检查的不满快速增加；普通民众则普遍对城管、辅警、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存在强烈反感。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当大量个体商户、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本身已经处于高压生存状态时，基层执法体系对社会的掠夺感会被进一步放大。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开始试图重新塑造叙事，即把过去大量社会矛盾归咎于“基层乱作为”“编外人员违规执法”，从而将自身从整个问题中切割出去。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在“甩包袱”，更是在“甩锅”。
官方通过高调宣布“清退30万人”，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传递刻意塑造的叙事，试图将过去那些令企业与民众长期不满的乱罚款、乱执法以及粗暴管理，解释为基层存在大量“不合格人员”所导致的局部失控，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并借此营造出中央已经开始主动“纠偏”、整顿基层乱象的形象。
但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叙事。因为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些人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不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力量，而是整个权力体系长期默许、鼓励甚至主动扩张的结果。是谁允许大量无资格人员长期参与执法？是谁默许基层部门通过罚款创收？是谁不断推动维稳体系向社会毛细血管渗透？是谁把基层治理变成一种高压性、运动式、指标化的结构？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中共的极权制度本身。
而且，中共当前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财政吃紧，更在于过去那种依靠持续增长掩盖内部问题、缓冲社会不满的统治模式，已经开始失去作用。过去，中共之所以能够维持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体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缓冲效应。在增长时期，社会虽然承受大量不公，但收入上升、机会扩张以及城市化红利，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掩盖制度问题。很多人即使不满，也仍然相信生活会继续改善。
但今天，这种增长逻辑正在失效。经济增速下降，青年失业持续高位，民营经济信心崩塌，外资撤离，房地产收缩，中产阶层资产缩水，地方财政危机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可以被增长掩盖的问题，开始以更直接、更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
尤其是，当民众发现自己一边承受经济压力，一边还要面对越来越强的行政性汲取时，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收入下降”那么简单，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合理性怀疑——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差，但收费越来越多？为什么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但行政检查越来越频繁？为什么财政出了问题，首先被转嫁成本的永远是普通人？为什么真正拥有资源和权力的人，从不承担责任？
这些质疑不断累积之后，原本彼此孤立、分散存在的不满，也开始逐渐从具体事件上升为对整个体制运作方式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社会不满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只会把问题理解为局部现象，例如某个部门腐败、某个地方乱收费、某个执法人员粗暴。但当类似现象持续反复出现，并且呈现出高度一致的逻辑时，人们就会逐渐意识到，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方式本身。
而这恰恰是中共最担心的部分。因为任何政权的稳定，最终都依赖某种形式的正当性。它可以来自经济增长，可以来自意识形态，也可以来自历史叙事，但无论形式如何，都必须让社会相信这种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合理性。
过去，中共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增长维持这种正当性。但今天，当增长放缓、财政恶化、汲取加强时，问题就会发生转化。原本被视为“发展代价”的负担，开始逐渐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质疑。
而且，中共当前正陷入典型的“高压—低效”循环之中。财政越紧张，越需要加强对社会的汲取；汲取越加强，经济活力越被削弱；经济越下行，财政压力越恶化；财政越恶化，维稳需求越上升；维稳需求越上升，行政系统就越依赖高压与控制。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问题在于，一个高度依赖财政供养的维稳体系，其稳定本身是有成本上限的。当经济扩张结束，财政无法继续无限支撑庞大的控制机器时，整个体系就会开始进入“收缩状态”。而极权体制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恰恰是从扩张转向收缩的时候。因为过去所有稳定机制，都建立在资源持续扩张基础之上。当资源开始不足时，它不仅无法继续收买社会，也开始无法维持原有的利益分配结构。
这种变化正在不断扩散到整个社会，不仅普通民众的不满日益明显，企业对未来愈发悲观，甚至连过去依附于维稳体系和基层权力结构生存的人，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安全感。那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其实很多原本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中的边缘人口。他们缺乏稳定职业能力，只能依附于基层治理体系生存。而现在，当财政无法继续维持这种体系时，他们同样会被抛弃。
这意味着，过去依附于维稳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群体，也开始被重新推回社会。这对中共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意味着，中共不仅无法继续通过利益扩张稳定社会，甚至开始失去对自身外围依附结构的维持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清退30万执法人员”所引发的舆论震荡，其意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它真正暴露出来的，并不是中共正在变得更法治，而是这个高度依赖扩张与控制的体系，已经开始进入资源收缩、合法性衰退以及原有统治秩序不断失去平衡的新阶段。
而任何一个高度集中的极权体系，当它越来越依赖把自身危机向社会转嫁来维持运转时，它实际上也在不断削弱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当这种削弱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转型便不再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理想，而会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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