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住在房山区阎村镇大董村。

  五中全会期间，大董村的访民都要被清零，我不知道是谁的指令——是北京官方还是地方政府？很多外地维稳干部在村各个路口站着，有些访民白天还在打工或办事，晚上就被地方来的人“接走”。  

我不算上访专业户，但我也是这次被清零的对象。

  我在福建老家那点事——地、案子、程序——耗了我二十多年。福建省高院判了，省检察院不依法监督，地方政府“建议您依法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身权益”。有权机关是谁？不就是最高法、最高检、全国人大那一层吗？ 

  我来了，没闹，没躺，没举牌子 

  我到北京干嘛了？ 

  最高法门口看了看：要会吵、会闹、会挤才能进。我不会吵架，没进。  

信访局去了：7月1号之后，这个不收，那个不接，提级管辖材料递不进去，也没硬闯。

  白天没事就出去找零工，晚上回大董村睡觉。 

  没违法、没滋事、没给北京添乱。 

  然后地方的人还是来找我：“敏感时期，先回去。”  

我说：我违法了吗？没违法。我在北京打工、住出租屋、不扰民，只是14亿人中的一粒尘埃，国家开个会和我没关系。为什么开个会就“敏感时期”了？ 这话我必须说直：地方政府把国家的会期、国家的日程称为敏感期，那制造“敏感”的是国家高层领导，不是我们这些被欠了二十年公道的人“造成”的。我们只看国家信访局的门是不是开着。

10月26日到29日，地方政府与公安来了，说大董村的警察给他们打电话，开会期间要我离开北京。我25日下午打工回来他们就盯着我，说会议期间我的脸不能在北京出现。直到26日下午，我累了，也烦了，就被他们带去济南旅游了。直至29日下午5点半，他们的上级才允许我回北京。

我们4点半到济南动车站，站内都是警察、警车。到北京的旅客要两道安检。5点半进站时，警察大多都撤了，但安检口还在。

到北京进地铁站也要两道安检，第一道安检随身行旅后，还有一道就是警察检查身份证。当看了我的身份证又不让我进地铁站，我身边的国宝向他们出示了警官证，并给他们留了电话号码才让进。

20年多年来，我只有今年才上京信访，他们却在我的身份证上做了“标识”。他们政府掠夺百姓财产，法院枉法裁判，检察院不履行监督，向国家权力机关反映，就给了一个“访民的标签”让访民成为异类。

五中全会后，福州张华也给我发信息：

2026年10月23日晚上，（福州维稳干部）陈积雄纠集多名人员，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暴力踢破张华在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大董村的承租房门，当场控制了陈义坤与张华夫妇，并强行扣押二人手机、身份证，切断所有对外通讯求助渠道，随后将二人强行押送至福州鸿瑞宾馆，分开关押拘禁。拘禁期间，张华手部被玻璃划伤，伤口残留玻璃异物。张华多次要求就医，看管人员拒不允许救治。且在拘禁期间，两次不给张华提供饭食。后张华冒险逃出宾馆，脱离控制后自行前往福州医院手术治疗，打麻药取出伤口玻璃异物、伤口缝合两针。治疗结束后，张华想直接前往北京，地方政府派人到张华家门口蹲守。陈义坤在关押期间曾试图逃跑，被当场抓回，遭到皮带捆绑、强行拖拽，继续非法拘禁看管。

2026年10月30日中午，陈义坤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当日下午，维稳人员才归还两部手机、张华身份证，但两台手机内的SIM卡全部被私自取走缺失。

看看，这多恶劣！因为地方政府自己制造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才到北京上访。我们依法依规上京上访，却要遭受犯人一样的对待。他们问题不解决，但却有充足的维稳费维稳受害人。

我到北京打工现在已经5个月，地方政府派两人长驻北京看守，他们就是这样以权力拿走百姓的财产，再用百姓的财产维稳受害的百姓。这个时代将成为历史的耻辱。

我们本身就是受害者—— 房、地被人占了，案子被人绕过，监督被人空转过。 我们没给谁递刀，没去网上带节奏，没去广场喊口号。 我们只是想拿着材料，站在信访局门口。 《信访工作条例》明文规定“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可人还没靠近，就被劝、被拦、被带走。 那这扇门，是开给谁看的？ 每次大会，为什么总先对准弱者？ 这逻辑完全反了：

真影响稳定的，是案子二十年不查、监督装瞎、程序空转； 不是那个在出租屋里翻材料、白天去打零工、晚上查法律的受害人。

可现实里，稳控的箭头永远先指弱者。 地方怕“丢人”，就把受害人藏起来； 北京要“安静”，就把信访人推出去。 

把受害者关进“敏感”的框里，不等于矛盾消失了，恰恰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访民来信访，是相信这国家会给他一个公道，要是人人都灰心不来信访了，他们采取其他办法“解决”问题了，那才叫不稳定。 

本文针砭时弊，为社会的文明、法治发出的呐喊声：不要让“依法诉求”四个字在访民的心中比“违法犯罪”还冰凉！

信访是百姓送上门的声音，希望当权者不要把打压对象锁定底层最无助的受害者！

                    王秀英写于202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