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最近连续两次谈到中国经济的“体感”与“活力”，所透露出的信息引人关注。9月1日，《求是》发表《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承认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并指出一些微观主体的“预期、信心和行为选择正在发生变化”，部分企业“倾向于持币观望，不敢扩大投资、不敢增加用工”，一些劳动者则“求稳避险”，不敢轻易转换赛道、不敢冒险创业。这意味着中共开始不得不正面承认经济下行正在改变企业、家庭和个人对于未来的信心，最终表现为“不投资、不招聘、不消费、不创业”，经济问题已经从增长速度下降转化为社会活力的收缩。

如果把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仅归结为经济周期、外部环境或者新旧动能转换，不足以解释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困局。因为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从来不只是资本、劳动力和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建立在极其重要的社会预期之上，即普通人相信今天的投入能够换来明天更大的机会，相信通过教育、迁移和创业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对未来的信心预期，将无数个体的冒险转化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因此，中国过去促使经济蓬勃增长的并不只是生产能力，而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向前预期”。即使分配并不公平，即使权力缺乏足够约束，只要经济机会不断扩大，很多社会矛盾便能够被经济增长暂时遮蔽。房地产上涨可以暂时掩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企业利润增长可以掩盖劳动者权益的缺失，教育和就业的扩张可以让年轻人认为阶层流动仍然存在，而不断增加的财富又使许多人愿意接受高房价、高税费、高强度竞争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成本，因为只要蛋糕还在变大，许多人就会相信只要生活还在改善，许多不合理之处暂时忍耐也并非不能接受。

经济增长因此不仅是物质现象，也成为社会缓冲机制，使许多本来尖锐的矛盾被不断延后，承担着缓冲极权与社会的矛盾的功能。过去几十年中共体制能够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维持相当程度的社会稳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增长不断创造新的利益增量，使不同群体能够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蛋糕中获得各自的改善。

但当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失速，持续扩张的动能消耗殆尽之后，社会的基本面便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能够被增长消化的矛盾，在增长失去这种消化能力之后，一个个浮出水面，过去可以被中共辩解为“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能继续用“发展”本身来解释。这意味着，过去依靠增长维持的社会容忍正在逐渐下降，而经济问题也开始越来越直接地触及公平、权利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因此，中共如今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动力下降，而是过去被高速增长遮蔽的大量社会矛盾正在重新浮现，而这些矛盾一旦重新进入公众的现实经验，就很难再单纯由中共通过宣传或者洗脑将它们重新覆盖。房地产、就业、养老、医疗、教育、收入分配、地方债务、民营企业处境，这些看起来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最终却都指向同一个根本的社会矛盾：一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和承担的成本，究竟是如何分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活力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社会突然变得懒惰、保守或者缺乏信心，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拒绝继续按照过去中共制订的那套规则承担单方面增加的成本。企业减少投资、家庭减少消费，年轻人不愿创业、不愿负债、不愿生育，甚至“躺平”降低欲望，这些看似分散的经济行为背后，其实就是当一个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极权对资源的支配以及掠夺的机制，它就会开始降低自己对这个体系的投入此一共同的逻辑。

这就是当下正在蔓延全社会的心态，过去被认为可以忍受的东西，正在越来越难以忍受，当未来越来越狭窄，任何一项具体的不公平都重新获得政治意义。中共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增长放缓，而是一个曾经依靠增长不断延后、吸收和稀释的社会矛盾集合体，正在随着增长失速而重新浮出水面。经济困难本身未必会立即造成政治危机，但当经济困难开始让越来越多人重新认识权力、财富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时，所产生的影响就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增长最好的时候，可以让人忘记许多问题，增长停下来的时候，许多问题便会回来寻找答案。

也正因为如此，《求是》的文章显示中共不得不承认“活力”正在下降，却仍然不愿意面对社会活力为什么会下降。这也是中共的经济政策现在呈现出彼此矛盾的所在，它希望重新激发社会活力，却不愿意减少制造这种不安全感的制度问题，不愿面对教育、就业、住房和阶层流动背后的无法无天的权力掠夺机制。所以，中共承认的其实只是经济表层的症状，而真正的矛盾仍然不能触碰。

这就是为什么9月6日《求是》又发表文章，专门反驳“全面从严治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说法。就在前一篇文章承认企业“不敢扩大投资”、劳动者“不敢冒险创业”之后，官方又急于否认“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干部手脚、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流行看法，这种紧接着出台的官话，本身就暴露中共即使已经看到社会活力不足，却仍然拒绝把习近平的加紧政治控制导致经济活力出现问题之间的关系放到台面上讨论。

所以中共在事实上陷入了悖论怪圈，越需要中国社会重新激发活力，就越必须减少对社会的控制；而它越不愿意减少控制社会，就越难恢复社会对未来的信心。这个悖论最终指向的，并不只是一次经济周期的衰退，而是极权统治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可以延缓矛盾，却不能永久消灭矛盾，当增长不再足以维系极权控制和资源掠夺的成本，社会必然拒绝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极权体系继续承担越来越高的代价，中共所失去的其实不仅是经济活力，而是社会的容忍，也就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崩溃。

极权可以依靠强制维持秩序，却无法依靠强制创造活力，而一个越来越需要控制才能维持、又因为控制而不断失去社会活力的体制，最终会陷入自身制造的循环之中。因此，经济失去活力未必意味着极权统治会立即崩溃，但它足以成为极权体系长期衰败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