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仁强，湖北省黄陂县人，1952年11月26日生，就职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刑一庭法官。

初次见到潘仁强，虽然从外表上看，我们已无法将他与法官这个职业划上等号，一次致残的暴力袭击、两次刑拘、四次被关入精神病院，这样的经历，都从他的肉体上残酷的显现了出来。但这绝未泯灭他的希望与意志，17年的上访维权路，让他更加的老练。这位多年漂泊历经沧桑的老者，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沉与坚毅的印象。尽管苦难弥重，但从他婉婉陈述中，我们还是理清了17年来错综复杂的头绪。

潘仁强的惨痛遭遇源于拆迁征地。1996年，潘仁强在武汉市福建北村的家，因原黄冈利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改为武汉百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商业开发行为而面临征地拆迁。因对安置补偿不满意，也因为是众拆迁户的领头人，1996年8月8日，带领拆迁户在武汉市规划局上访的潘仁强，在回家路上突遭一伙暴徒围殴——昏迷了十余天、生命垂危的潘仁强经武汉市第六医院极力抢救，终于活了过来。这次的伤害，致其终身残疾，司法鉴定为二级脑重伤。

百利房地产在福建北村的开发因腐败问题而烂了尾，补偿资金也无法到位。而政府与开发商的勾结，更让拆迁户们义愤填膺。当在拆迁户中有着较高声望的潘仁强被殴打致残后，群众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近千名拆迁户抬着尚未出院、浑身裹满纱布的潘仁强上了街、拦了路。当此时，据他被打才仅仅29天，他还远未恢复健康，甚至连意识都未完全清醒。但是，数月后，也就是1997年的4月，潘仁强却因此事件而被刑拘，罪名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因检察院不予起诉，潘仁强的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将他送进了武汉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这已是将他刑拘六个多月后的事了。这是他的第一次被精神病，时间是97年10月22日。这次被精神病，时间长达21个月，630天。尽管精神病院鉴定他“自知力恢复”，但是接到精神病院司法医学鉴定书的中级法院院长却遵照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程康炎的指示，拒绝将潘仁强接出。直到1999年，潘仁强在精神病院因患胆结石而转入地方医院救治，才出现了机会，1月9日，趁治病之机，潘仁强逃了出来，摆脱了第一次被精神病的悲惨历程。

然而，真正的行凶者、主犯们却逍遥法外。百里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也是黄冈行署（现黄冈市）住汉办主任李家来、百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梁虹（女，1970年7月26日出生），是直接参与者、指使人，然而，这两人一个不担刑责、一个缓刑释放。面对这样的结果，逃出来的潘仁强千里奔波，来到北京，找到中纪委信访室递交举报材料。又向各部门发出了《一封信》、《请教书…》、《去问李梅芳》、《公开信》等举报、控告材料。

2000年1月22日，在外逃难一年的潘仁强与单位通过话后，回到了家。1月25日就被单位又送进了安康精神病医院。这年5月份，想再次出逃，未果，惨遭电刑。2000年秋季，湖北省医学院、武汉市精神病院、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联合十几个专家教授，为潘仁强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再次作出了“自知力恢复”的鉴定结论。2001年6月，在压力下，武汉市政法委最终同意释放潘仁强。6日，潘仁强恢复了自由。

恢复了自由的潘仁强面对失去的土地，面对雇凶的主谋，勇敢的进行明察暗访，这又触动了有关人员的利益。尤其是和原江岸公安分局局长田霖的矛盾，更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已调入市局的原江岸公安分局局长田霖，指使市局信访办在2004年9月23日再次将潘仁强送进安康精神病院。这是潘仁强时隔三年后第三次进入精神病院。48天后，安康精神病院以“住院观察精神正常”为由，将潘仁强送回了公安局。这已经是11月10日的事。

2006年5月份，因与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文轩就法人过失赔偿一事产生争执，周文轩就说潘仁强是精神病，于是，又指使法警将周文轩送进武汉精神病院实施观察。这样，在这家精神病院观察了59天后，医院要求潘仁强自行出院回家。

“莫须有被关押五年，我希望中纪委认真反腐，不应该搞权力争斗假反腐。我一共来北京五次，向北京邮寄控告材料，那不知邮寄了多少，邮寄费几万块”、“告钱运录、告李梅芳，他们权钱交易，这两个省部级高官我告了这么多年，白告。”“到处控告，找不到公道”最后，潘仁强说：“我的冤案，全国少见。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采访完毕，我们不禁深思，是什么让这个国家如此堕落？掌管这个国家的都是些什么人？为何这样有恃无恐？沉默吧，“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柳梅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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