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被虹吸的中国 |
|
|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7-05 22:04 |
| |
6月15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官方发布对引起全国关注的“21车冻货偏航河南泌阳”事件的联合调查通报，使这则极为恶劣的事件终于有了一个官方结论。然而，与官方的定调不同，这起事件所揭示出的绝不是什么个别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少数基层干部为了创收而突破法律底线的问题，而是显示了专制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当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时，它就会天然地倾向于扩张、渗透，并把本应服务于公共秩序的执法工具，异化为攫取利益、转嫁财政压力的手段。
就连官媒《南方都市报》在16日发表的评论也认为，这份官方通报的措辞严厉，原因在于从已披露的细节来看，此事性质极为恶劣，超乎外界对以往执法乱象的想象，是一个对地方政府形象影响极差的案件，可谓让围观者大开眼界。文章说：“以往的印象中，远洋捕捞可谓是中国执法乱象的天花板，而泌阳执法人员的这番所谓执法，恐怕要捅破这层天花板，其性质比远洋捕捞恶劣。”
俗称的“远洋捕捞”，是指地方当局通过趋利性异地执法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行为。随着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近年来从“远洋捕捞”式跨区域执法，到针对民营企业的大额罚没，再到各地层出不穷的趋利性执法层出不穷。
而泌阳县首创的震惊全国的“虹吸执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载着7.8吨、价值20万元人民币冷冻猪脚的货车，去年10月29日从广西首府南宁出发运货至邻近省份广东佛山，却蹊跷地驶离通往广东的高速公路，一路向北“偏航”数千公里到了中部省份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随后被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收到实名举报为由查扣。
类似的剧情半年内在泌阳多次上演，涉及10省市21辆货车，原本目的地都是广东、广西、湖南等中国南方省份，却全部“偏航”千里开到泌阳的高速出口，又全数被当地执法人员查扣并拍卖变现。涉事货车司机均通过货运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接单，偏航后统一以“导航出错、开错路”为由解释，事后大多直接放弃运费或失联。反正司机知道什么时候偏航，执法人员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货物知道什么时候变成无主财产，唯一不知道真相的是货主自己。离奇荒诞的“南辕北辙”让舆论傻眼，质疑这是公职人员下套公然抢劫。公众第一次发现，执法竟然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虹吸执法”与过去人们熟悉的“钓鱼执法”不同。如果说“远洋捕捞”至少还需要执法机关主动出击，那么所谓“虹吸执法”，则意味着连出击都已经不必了，它不再是执法者去寻找猎物，而是猎物被设计着自己走进陷阱，下套把本不属于本地的企业、车辆、货物甚至资金，通过处罚、查封、扣押等方式，“吸”进本地财政体系。这已经不是执法异化，而是权力开始产业化经营。
“虹吸执法”已经远远超越了“趋利性执法”的范畴。因为趋利性执法至少意味着，执法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执法过程中扩大解释法律，以罚代管，以罚创收。而泌阳的“虹吸执法”事件所展示出来的，却是另一种逻辑，执法本身就是商品，企业、货主是等待开发的资源，在这里，行政权力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法律成为权力实现收益的工具。
因此，公众用"虹吸执法"去命名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比喻。自然界中的虹吸，是利用压力差，把低处的液体不断吸向高处。而今"虹吸执法"，则是在利用行政权力形成制度压力，把市场财富不断吸向财政体系，它吸走的不只是货物，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政权的基本信任。
信任一旦丧失，其代价远远超过几笔罚没收入。企业可以接受纳税，也可以接受依法监管，但无法接受一个随时可能演变成"猎物"的经营环境。当一个地方政府开始把市场主体视为财政资源，把执法机关视为创收工具，把法律程序视为实现利益的路径，那么企业所面对的便不再是法律风险，而是权力风险。
而权力风险，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忌惮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近年来，从"远洋捕捞"到"虹吸执法"，表面上看是“趋利性执法"方式不断翻新，实际上反映的是以权逐利的制度逻辑在不断强化。当地方财政持续承压，而行政权力又缺乏来自司法、媒体和社会的有效制衡时，执法就很容易从维护公共利益滑向追逐部门利益，甚至进一步演变为围绕财政收入展开的利益经营。权力越缺乏监督，它就越倾向于突破原有边界；执法越缺乏约束，它就越容易服从利益。
"虹吸执法"不是一种新的违法技巧，而是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它意味着中共的行政机关已经不再满足于发现违法、处罚违法，而是开始主动制造有利于权力获利的环境，让执法本身成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让法律从规范权力的边界，变成权力攫取利益的工具。而专制运行的逻辑决定了此权力运行行为不会停留在一个县、一个部门，而会不断复制、扩散，并最终演变为普遍的统治逻辑。
也正因如此，公众真正担忧的并不是泌阳县，而是下一个泌阳县会出现在哪里。如果权力运作模式能够带来可观的财政收益，而承担的政治成本却十分有限，那么它就具有天然的扩散动力。今天是冷链货车，明天可能是普通物流；今天是货物运输，未来也可能是更多行业和更多经营主体。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极权统治下，任何成功的权力套利模式，都有可能迅速成为其他地方、部门争相模仿的对象。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地方财政困难，同样容易误判问题的根源。财政压力只是诱因，而不是原因。世界上面临财政困难的政府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政府都会把执法机关变成创收部门，更不会出现精心设计企业"自投罗网"的荒诞戏码。真正决定权力会如何回应压力的，不是财政本身，而是制度。
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权力始终受到来自立法、司法、媒体和社会舆论等多重监督。财政吃紧，可以调整预算，可以削减开支，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增加税收，却不能突破法律边界去攫取私人财产。因为执法权不是政府的私有资源，而是社会赋予公共机构的一项有限授权，它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中，对权力的约束机制恰恰是最薄弱的一环。当行政权力既制定规则，又负责执行规则，同时还能解释规则，甚至影响监督规则的人时，法律便不再是限制权力的边界，而逐渐变成权力运作的工具。法律条文可以随着权力目标不断调整，而执法尺度也可以随着财政需要不断变化。
于是，罚没收入越多，财政压力缓解得越快；执法力度越大，部门利益越容易得到满足；即便最终证明执法违法，只要内部问责有限，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也寥寥无几。在这种收益远远高于成本的制度环境里，权力天然会朝着收益最大的方向不断扩张。这并不是因为某些官员天生更加贪婪，而是因为整个制度没有任何足以遏制权力扩张的外部约束。
这也是为什么，从"远洋捕捞"到"虹吸执法"，公众看到的并不是一种偶发性的执法创新，而是不断升级的制度演化。昨天执法机关还只是跨省抓捕、冻结账户，今天则已经开始设计运输路线、组织异常物流、制造查扣机会，把执法前端、中端和后端串联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利益链条。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带来收益，它就不会因为一次通报、几名干部被处分而自动消失，因为真正驱动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激励。
任何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不会满足于已有的边界。它总是在不断试探、不断突破，并寻找新的利益来源。今天可以虹吸货物，明天就可能虹吸企业；今天可以借执法之名攫取市场财富，明天也可能借其他公共权力介入更多经济领域。权力一旦完成这种自我强化，它扩张的终点，从来不是法律规定在哪里，而是哪里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制约。
因此，泌阳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它有多么离奇，而是它其实符合极权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当一个社会无法通过独立司法追究违法执法，无法通过新闻自由持续揭露权力滥用，无法通过真正有效的民主监督纠正行政偏差时，每一次舆论震动都可能只是一次例外性的曝光，而不是制度性的纠偏。旧的问题被处理了，新的问题仍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形式重新出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虹吸执法"并非这场故事的终点，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一个县城、一批执法人员，而是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极权体系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专制权力可以不断从社会汲取资源，却不必向社会负责时，它最终虹吸的，就不仅是财富，也是整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最后的信心。而这种不断自我吞噬的权力机器，最终也会反过来侵蚀极权赖以维系的基础，直至把极权本身推向崩溃。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
|
|
|
|
|
|
|
|
|
